慈幼修道院1941年12月19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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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修道院是慈幼學校的前身。慈幼學校誕生的契機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治時期,修院收留了不少戰時孤兒,而需要讓他們上學。修院在1941年12月19日被日軍攻佔。當日悲慘的情景,由倖存者戰俘憶述,再被輯錄成書: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 by Charles G Roland。

節錄 31-36頁                                                                                                  譯:潘昭劍


1941年10月,位於港島東北部筲箕灣的慈幼修道院被指定為軍部醫療用品貨倉。其庫存包括兩間軍部醫院一年所需的用品,和足夠的補給供應各部隊救傷站,護士中心和外科中心。

軍部醫療用品貨倉的人員包括12位醫療輔助隊隊員。還有一個醫療用品收集站由加拿大醫療輔助隊的 Capt. S. Martin Banfill 帶領。其副手是香港志願防衛軍的 2nd Lt Oscar Lister Thomas,他是一位醫科學生。其他隊員有皇家火槍隊的 Rfmn Raymond J Oakley,L/Cpl Argyll C Harrison 和司機 Kelly。平民有聖約翰救傷隊的隊長 Mrs. Tinson。輔助護士隊的 Lois Fearon 和 Mary Suffiad護士,和6位聖約翰救傷隊護士 (1位歐洲人,1位印度人和4位中國人),還有俄羅斯醫生 Dr Orloff,中國醫生曾福初醫生和周醫生。亦有8位聖約翰救傷隊的中國擔架員。總人數為40人。

12月14日,各國聯軍聚集在港島,準備抵禦日軍的進攻。12月18至19晚上,日軍渡過鯉魚門海峽登陸筲箕灣。其時,港島北部有 5/7印度兵團守在北角,而東面有加拿大皇家火槍隊。進攻的日軍是229部隊的兩個營,尚有228和230部隊在北岸較西的地點登陸。

12月19日清晨,不知道敵人已經登陸,三位人員乘救傷車離開修院,出發去接兩位傷兵往醫院。車只行了數碼,就已受到機關槍的攻擊。司機和腿部中槍的 Oakley 跳出車外,Lt Thomas 將車倒後返回修院又對大家發出警告。

大約在1941年12月19日上午7時50分,那是一個清涼有雨的日子,日軍進入慈幼修道院,俘虜了所有人員。期間沒有開過一槍,亦沒有反抗的行動。修院大樓掛起紅十字會旗,而所有設備如擔架等都有紅十字符號。但Banfill 醫生相信日軍到達時旗幟可能已損壞落下,因為19日之前已有不少炮擊和投彈。

有點令人驚奇的是,雖然接著的一星期香港發生不幸的事情,當日所有女士都毫無損傷地被釋放。一個日本醫官和兩個士兵押送所有女士離開修院,在兩小時後將她們釋放。Mrs Tinson 於1946年的一封信內憶述了細節:

” 曾醫生被帶入室內,要他為100個日本傷兵檢查,之後被釋放。我和各女士亦可離開。我帶她們到安全的地方,一個中國家庭。我和 Mrs Fearon 被一位中國神父和兩位修女收留,直至1942年1月2日,被英國紅十字會人員拯救。”

男士的命運很不幸地是完全不同。他們被命令脫去皮靴,鞋和外衣。Pte Oakley 因腿部中槍不能行走,相信已被日軍用刺刀剌死。皇家輔助醫療隊的人員有紅十字會證件,但日軍將之踩在地上。Capt. Banfill 和皇家火槍隊員沒有這些識別,平民醫生也沒有。聖約翰救傷隊成員的制服就有清楚的紅十字標誌在袖子上。

日軍先充公他們的貴重物品,然後要全體步操離開修院進入後山。在這裡,女士們先被釋放,走時看到在救傷車受傷的二人的屍體。

俘虜們到達一塊空地,面對一條明渠。Capt. Banfill 被帶離大隊,然後他的雙手被縛在背後,又有一繩圈縛在頸部。日軍開始用長槍刺刀刺殺俘虜,屍體就踢落明渠。有一倖存者憶述:俘虜們非常恐懼,在隊尾的開始逃跑,他們都被日軍槍殺。女士們尚未走遠,可以看到屠殺過程。日軍亦嘗試用軍刀斬下一些俘虜的首級。

慈幼修道院,攝於1945年。其時慈幼學校尚未興建,右方仍是空地。

(譯者按:屠殺現場的明渠位於修院後面。1951年興建慈幼學校時改為暗渠,位置是大操場旁邊的排球場,現為修院新翼聖母樓。)

在被斬首的一群中,Cpl. Norman Leath 奇蹟地是生還者。他記得後頸受到重擊。假扮被殺,他稍後滾動跌下明渠,躲在很多同事的染血屍體旁。在此亦有 Lt Thomas,他跳入明渠,躲藏在屍體下。兩人都得以倖存。

經過了八天和不少困難,Cpl. Leath 抵達北角的戰俘營。自行投降後,經初部治理,他被送到設備較好的瑪麗醫院。因為他的傷勢十分嚴重,醫院亦有太多傷者,他被遺棄在一張床上等死。終於,在1942年1月3日,一位醫生發現了他,將他轉到寶雲道軍部醫院。他受到致命一擊後十八天才真正得到治療。Maj. James Anderson 在1月6日替他施手術。Cpl. Leath 記得他說傷口已生出蛆蟲,但卻因此避免了嚴重細菌感染。

康復後,Leath 在寶雲道各醫院任總書記。除了後頸有點僵硬和痛楚,他的傷口對身體沒有大影響。他保持活力和健康直至1999年去世。受傷已有半個世紀,他頸部的疤痕仍令人印象深刻。

2nd Lt. Oscar Thomas,香港志願防衛軍,在1941年時是一位醫科學生。在屠殺的混亂開始時,他自行跌入明渠然後被屍體覆蓋,避過了刺刀和槍擊。他最後逃到中國大陸,為英國軍部援助組工作,支援從日軍手中逃出來的人士。他亦在戰時進行情報工作。他在戰後完成學業,現仍在澳洲行醫。

第三個生還者是亞添,聖約翰救傷隊成員,亦是被行刑的一群。在要被槍殺之際,他拔腿逃跑,跌下山坡,被以為已死。

在這些可怕和殘忍的屠殺發生之時,Capt. Banfill 被迫躺在地上,亦被告之在盤問之後他的命運亦是相同。他聽到日軍的談話和笑聲,夾雜著槍聲和俘虜的尖叫聲。雖然有一日軍用腳踏著他的臉,他仍可清楚看到屠殺的過程。之後,他被迫站起來然後離開現場。幾日之後,得到一位日軍傳譯員 Honda 的協助,他被轉送到一個戰俘營。他並無損傷,只是有嚴重心理陰影。到二月尾,他在北角的戰俘營和他的舊部隊重聚。他被以為已死亡而他的死訊被登記在官方報告上。命運使然,他在魁北克的妻子聽到死訊,因太悲傷而自殺。

229部隊的屠殺行為不僅是殘酷,而且是非法。雖然日本沒有簽訂有關戰俘的1929年日內瓦條約,但在二十世紀,所有文明國家都不會殺死投降的軍人。日本亦有簽訂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條約,和1929年有關傷病者的日內瓦條約。而且,對醫療人員的保護亦在1907年海牙條約清楚列明。

雖然229部隊在夜間登陸,又在19日有戰事,但在只有醫療人員和護士的慈幼修道院一役,是完全沒有戰鬥。所以日軍不能以激烈戰事或報復敵對行為作為辯護的理由。

229部隊的指揮官,Tanaka Ryusaburo,在1941年時為上校。六年後當他為戰時罪行被審判時曾說他經軍官們向部隊發出警告,內容大約是:

“無需要的殺戮和虐待是不容許的。行動的目的是要摧毀敵人的戰鬥力。由於投降的士兵和傷病者已沒有戰鬥能力,無需要的殺戮和虐待是不容許的。這些行為不單止是不人道,更是不合法的。”

當一個人被審判,有可能被判死刑,這樣的證供是可預期的。大家可以推測 Tanaka 是在說謊,或這些警告並沒有經軍官傳達至部隊,又或者部隊不服從命令或沒有紀律。但看守 Dr Banfill 的日本軍官,在所有人都被殺後,曾用英語對他說,命令是所有俘虜都要死。

Tanaka 被判有罪,入苦工獄20年。但在慈幼修道院事件上,他被判無罪。至於他的部隊,沒有人因為在慈幼修道院發生的謀殺事件被提控。


 

 

 

5 Comments

  • Anne Lung

    潘昭劍先生:
    謝謝你的翻譯並透過Facebook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你還有翻譯其他關於香港歷史的資料嗎?可於哪兒看到呢?

  • sesadmin

    Dear All,

    My name is Vernon Lo, 罗绍江, a 1968 Form 5 graduate. I went to Canada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now live in Vancouver.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story of the 慈幼修道院 and excerpts from Mr. Charles G Roland’s book, 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 Prisoners of War in Hong Kong and Japan, 1941-1945. I found that you have mentioned two times 加拿大in the passage, “收集站由加拿大醫療輔助隊的 Capt. S. Martin Banfill 帶領”and “而東面有加拿大皇家火槍隊”. I would like to add another story.

    One of my colleagues’ wife’s uncle fought in Hong Kong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later died and buried at the Chai Wan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not far from our school. His name was Edward Lewis Sauson. He was the oldest of three brothers who came to Asia from Montreal, Quebec, Canad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other brother, Lester also died as a POW and was buried in Yokohama. If anybody is interested in this part of Hong Kong’s history,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https://www.hkvca.ca/cforcedata/indivreport/indivdetailed.php?regtno=E29904

    Best regards,
    Ver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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